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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25中外巅峰对话 | 王继光教授&Keith Ferdinand教授共话高血压管理现状与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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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9~31日,第74届美国心脏病学会年度科学会议(ACC.25)在美国芝加哥举行。大会中涌现了一些高血压管理的新药物、新方法、新技术,本刊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继光教授美国黑人心脏病学家协会前任主席、杜兰大学心脏和血管研究所Keith Ferdinand教授对话高血压管理现状和技术创新,探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高血压管理中的前景。

《国际循环》:近年来,针对难治性高血压的新型药物(如Aprocitentan、Lorundrostat)不断涌现。您认为这些药物在临床应用中最大的潜力与挑战分别是什么?

Keith Ferdinand教授:临床上,许多高血压患者正在以最大耐受剂量服用包括利尿剂在内的三种或更多降压药物。但是,尽管已经联用多种降压药物,但部分患者血压仍然>130/80 mmHg,这类高血压被称为难治性高血压。对于难治性高血压患者,目前临床上还能再联用一种醛固酮受体拮抗剂,比如螺内酯。随着更多与血压相关通路的发现,一些降压新药物也有望成为难治性高血压患者的新选择,比如lorundrostat和aprocitentan。其中,lorundrostat是一种醛固酮合成酶抑制剂,通过抑制醛固酮合成发挥降压作用。而aprocitentan是一种双重内皮素受体拮抗剂,通过抑制内皮素通路降低血压。这是控制难治性高血压患者血压的两种新方法,在未来有望使更多高血压患者获益。

王继光教授:高血压的患病率很高,而难治性高血压的患病率也很高。难治性高血压发病率高的原因之一是目前可用的抗高血压药物缺乏抗高血压作用。因此,对于患有严重高血压或难治性高血压的患者,需要创新的抗高血压药物。最近,一项纳入难治性高血压患者的Ⅲ期试验调查了双重内皮素受体拮抗剂aprocitentan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显示这种药物治疗难治性高血压非常有效,在招募的中国患者中同样表现出良好的有效性。Aprocitentan已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几个国家被批准用于治疗高血压,也希望这种药物在中国上市,为中国高血压患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事实上,在高血压领域,还有有其他几种抗高血压药物正在进行Ⅱ期或Ⅲ期试验,例如baxdrostat(一种醛固酮合成抑制剂)。所有这些药物都将为控制高血压,尤其是难治性高血压提供可能。在中国,同样有很多难治性高血压患者,因此也非常需要创新的抗高血压药物。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这些药物可以应用到临床实践中以治疗难治性高血压。当然,临床上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不仅关于降压疗效和安全性,也包括长期结局研究的结局获益。


《国际循环》:未来是否可能通过联合用药或精准医疗进一步优化疗效

王继光教授:对于一些患者,比如严重高血压或高血压长期未控制的患者,通常需要几类降压药物的联合治疗,包括指南推荐的药物,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噻嗪类利尿剂和β受体阻滞剂。而随着创新药物的涌现,在传统联合治疗的基础上也应该考虑联用新批准的创新抗高血压药物。除了目前的三种药物(钙通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和噻嗪类利尿剂)的组合外,aprocitentan在控制难治性高血压方面非常有效。因此,临床上需要这些创新药物用于治疗难治性高血压。与此同时,随着更多创新药物的出现,临床上可以根据高血压的病理生理学改善现行的标准治疗,即精准医疗。理想的精准医疗应通过剖析高血压的发生机制,并根据具体的机制选择个性化的联合用药方案,从而使每个患者的高血压都得到控制。



《国际循环》:多项研究表明,保险状况、种族差异和社会经济因素显著影响高血压控制。在现有医疗体系下,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如家庭血压监测)减少健康不平等,确保弱势群体获得公平的高血压管理?

Keith Ferdinand教授:在美国,医疗费用是一些人群拒绝就医的主要原因,即使选择就医,可能也只是偶尔前往。因此,家庭血压监测对大部分人群来说是很好的选择。目前有一些家用血压计的准确性是经过验证的。比如在美国可以通过www.validatebp.org获取到运转良好的家用血压计,而且可以通过网络将监测数据发送到诊所并与医生进行交流,通过这种方式,即使患者不经常就医,也可以很好地在家中监测血压。而在2017年就发布的旧版高血压指南中,家庭血压监测已经是1a级推荐。对于大部分患者来说,家庭血压监测都是一个很好的高血压管理手段。


王继光教授:由于地理位置或社会地位的不同,不同患者群体之间的高血压管理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是临床医生在治疗高血压时应该认真考虑的因素之一,同时也是为什么需要技术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有望帮助所有患者进行有效的疾病管理。高血压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疾病,因此,在高血压的管理中需要家庭血压监测的技术。目前,家庭血压监测技术不断升级,例如手表式血压监测器,可以帮助患者进行家庭血压监测和动态血压监测。为了控制高血压,临床上仍然需要更多的创新技术来改善各个国家的卫生公平性,包括中国在内。我国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和社会地位差异显著。当然,值得一提的,目前中国的医保政策几乎可以涵盖到所有人群,而且血压计也可以通过医保进行报销。相信在全社会和新技术的支持下,我们可以大大改善高血压的管理,使高血压达到高控制率。



《国际循环》:电子健康记录、动态血压监测等技术正在改变高血压的诊断模式。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高血压精准分型、风险预测中的应用前景?
Keith Ferdinand教授:首先,对于风险预测,医生本身难以判断患者是否会出现心脏病发作或卒中。但是在临床上,可以通过患者的风险因素使用风险预测方程得出患者出现疾病的风险,用于计算的数据越多,预测的敏感性就越高。在这一方面,人工智能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人工智能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并不断更新数据库,因此人工智能有望成为比目前的风险预测方程更好的预测手段。美国心脏协会和美国心脏病学会正在开发“预防风险计算器”,目前已经汇编了350万份患者记录,以期获得更好的真实风险预测。人工智能模型可以通过分析整个地区数百万人的电子健康记录,并将患者特征与数据库进行匹配,从而进化出更好的风险预测。但是人工智能仍然不能取代医生,因为具体到每个患者对药物的敏感性和对药物的偏好是人工智能无法预测的。


《国际循环》:未来是否可能通过技术整合实现‘个性化降压’?

王继光教授:当前,我们正在迈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新时代,通过大数据收集和分析,我们可以构建人工智能模型。人工智能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帮助控制高血压:首先,我国有大量的高血压患者,而且高血压患病率很高,因此迫切需要更好的技术来帮助管理庞大的患者群,而这正是人工智能的优势所在。人工智能的第二个优势是对大数据的解读,借助人工智能,我们可以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并为每个患者制定管理策略。高血压是一种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疾病,具有不同的血压失调原因和机制,仅凭医生难以快速分析出患者特征并给出准确的管理策略。人工智能的第三个优势是敏感,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始终处理所有的数据,不会漏掉任何一个患者或个体的特征。作为人类,我们可能会忘记一些事情,但人工智能可以在高血压等复杂疾病的管理中考虑到各种因素。因此,人工智能在未来的高血压管理中有望提供更大的助力。但是,人工智能并不能取代医生,我们仍然需要共同努力来改善高血压的管理。作为医生,我们应该适当地利用人工智能来分析每一个高血压患者,并考虑每个患者的不同特征,以更精确和更准确的方式管理这些患者。未来,希望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大幅改善高血压的管理,并最终改善心血管健康。


《国际循环》:一些高血压罕见与复杂病例常因诊断困难延误治疗。您能否结合临床经验,分享这类病例的早期识别要点?

王继光教授: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病。如果可以及时诊断高血压,就能更容易地控制疾病的进展。如果可以早期诊断,患者的血压仅仅轻度升高,但如果未能及时治疗,高血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恶化,此时再进行治疗面临的就是严重的高血压以及存在合并症和心血管并发症的患者,这些患者的高血压控制更加困难。因此,应该普及血压监测,尽早发现和治疗高血压。通过家庭血压监测,我们能够尽可能地进行高血压筛查,并使高血压患者得到及时的控制和治疗。如果我们可以将传统技术和创新的可穿戴血压监测设备结合起来进行家庭血压监测,就可以将对血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如果每个人都定期监测血压,那么我们就可以达到接近100%的知晓率,然后我们就可以相应地治疗大部分高血压患者。这是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

《国际循环》:多学科协作在复杂高血压并发症管理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Keith Ferdinand教授:复杂病例的疾病管理往往同样复杂,在这方面,我认为以团队为基础的护理方案是很好的管理策略。在美国新奥尔良,作为医生,我与执业护士一起工作,并非普通护士,而是受过额外训练的护士,也可以开具处方。对于病情比较简单、血压容易控制的患者,执业护士就可以进行处理。而对于同时患有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HFpEF)或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HFrEF)的患者,在进行高血压管理时需要使用多种药物;对于合并不同程度肾病的患者则需要特别注意药物选择和饮食。在面对这些特殊患者时,团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团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面对高危患者时,因为有许多问题是必须立即解决的。就像刚刚王继光教授提到的,任何人都可能忽略一些情况,但人工智能具有很高的敏感性,不会像人类一样忽略掉患者的某些特征,也不会像人类一样会疲劳。而在以团队为基础的护理方案,医生可以与执业护士和药剂师一起工作,因此能够为复杂病例提供更好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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