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症状缓解”到“根源治理”：综合策略的破局之道

演讲者：Jean Adams（英国）

议题核心：综合防控的紧迫性与现实困境

过去50年，全球肥胖率飙升的根源在于组织与政策层面的快速变迁——廉价、高热量、低营养食品的泛滥与激进营销策略，重塑了人类饮食环境。尽管学界普遍认同肥胖防控需覆盖从个体干预到政策制定的全链条策略，但两大矛盾仍制约着行动推进：

药物干预的“双刃剑”效应：GLP-1受体激动剂等创新药物为肥胖治疗带来突破，但其本质是“症状缓解”而非“病因根治”。若过度依赖药物而忽视食品环境改善，停药后体重反弹风险将削弱长期疗效。

个体责任论的路径依赖：公众话语仍过度聚焦个体行为缺陷（如“意志力不足”），导致政策端对改造“致病环境”（如限制不健康食品广告、调整食品定价）缺乏政治意愿。

破局关键：需将政策重心从“改造个体”转向“修复食品系统”，通过税收杠杆、营销管制等手段，让健康选择成为默认选项。

公共卫生体系的“系统性溃败”：为何肥胖率持续失控？

演讲者：Miguel A. Martínez-González（西班牙）

议题核心：下游干预的失效与上游治理的缺失

全球成人肥胖率预计2025年达男性18%、女性21%，但90%的国家无法实现“遏制肥胖上升”的既定目标。这一“灾难性失败”暴露三大深层矛盾：

科学认知与政策行动的割裂：尽管学界已明确肥胖由遗传、代谢、环境多重因素驱动，但政策端仍依赖“少吃多动”的简化叙事，忽视食品工业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阻挠。

研究资源的错配：海量资金投入基因组学等基础研究，却未转化为有效的结构干预（如学校供餐标准、城市空间规划）。

文化驱动的消费主义陷阱：过度商业化、享乐主义文化与短视政策叠加，使健康生活方式成为“奢侈品”。

改革方向：需建立跨学科研究联盟，将社会学、经济学纳入肥胖治理框架，并通过立法限制食品工业利益输送，重塑公共健康决策的独立性。

从“行为矫正”到“疾病管理”：肥胖认知的范式革命

演讲者：Ximena Ramos Salas（瑞典）

议题核心：慢性病框架下的政策重构

尽管肥胖已被WHO定义为慢性疾病，但公共卫生实践仍深陷“行为决定论”窠臼。演讲指出三大认知障碍：

医疗系统的碎片化：肥胖管理分散于内分泌科、营养科等科室，缺乏整合型诊疗路径。

污名化困境：将肥胖等同于“不自律”的刻板印象，导致患者就医延迟、干预依从性低下。

政策工具的滞后性：现有健康促进政策未纳入慢性病管理体系，资源错配严重。

瑞典通过“肥胖护理路径标准化”项目，将肥胖纳入国家慢性病登记系统，并强制要求医疗机构提供多学科诊疗（MDT）。此举使患者年就诊率提升40%，体重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下降25%。

行动倡议：推动肥胖从“公共卫生问题”升级为“国家慢性病防控优先级”，通过立法禁止体重歧视、完善医保覆盖等措施，构建去污名化的支持性环境。

积极应对肥胖率飙升挑战，中国在行动

面对肥胖率以惊人速度攀升的严峻现实，中国正以系统性思维构建肥胖防控网络。当前我国超重与肥胖症患病率已突破50%大关，较2004年增长两倍，预计未来五年将波及六成居民，其作为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核心诱因的特质，更将健康威胁延伸至整个公共卫生体系。

在此背景下，2024年，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启动“体重管理年”行动。今年3月9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人重申实施“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同时，将引导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体重门诊。未来将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推动各级政府、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和个人落实四方责任，呼吁更多宾馆、酒店配备体重秤，营造体重管理的良好环境；二是持续开展慢性病防控和体重管理知识宣传，提升全民健康意识；三是注重防治结合，引导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体重门诊，为受体重问题困扰的居民提供专业咨询与个性化服务，帮助民众更好地管理体重，拥抱健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