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严峻的肥胖流行趋势，中国正站在一场关键的健康保卫战前线。近日，中国肥胖联盟执行主席房中则教授、常务理事潘雄飞研究员、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张伶俐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潘安教授在国际知名期刊The 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IF 41.8）上发表了关于中国肥胖症防治的专家观点文章。文章高度凝练了中国在肥胖防控领域的三大进展、四大挑战，呼吁构建贯穿全生命周期的“以人为本”综合防控体系。

肥胖问题已经升级为一场严峻的国家级健康危机。我国超重与肥胖率在过去十年持续上升，约半数成人以及20%的6至17岁儿童/青少年正面临超重或肥胖的困扰，使中国成为全球肥胖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这一挑战的严峻性不仅体现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上，更与中国独特的人口结构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紧密交织。

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过去十年儿童和青少年数量的急剧下降，肥胖问题呈现出新的复杂性。即使年轻人口收缩，该群体的超重和肥胖患病率、严重程度及绝对负担仍将持续上升。更严峻的是，若成人肥胖率和预期寿命的增长趋势持续，“肌少症性肥胖”——即体脂过量与年龄相关的肌肉质量和力量流失并存——可能成为一个突出的老年健康问题。这些趋势将对目前尚未准备好提供适龄化肥胖护理的医疗系统构成巨大压力。此外，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放缓可能加剧肥胖的社会和商业决定因素，例如家庭预算受限导致消费转向更廉价、不健康的食品，以及工作不稳定和工作时间延长压缩了体育锻炼时间，增加了久坐行为。

尽管仍面临诸多艰巨挑战，过去数年中，中国已在多维度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为扭转肥胖流行趋势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梳理归纳出三大进展与四大挑战，呼吁构建贯穿全生命周期、秉持“以人为本”理念的综合防控体系（图1）。

图1. 中国肥胖防控的关键进展、核心挑战与应对策略

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是推动肥胖防控工作的核心动力。契合《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里体重管理的重要任务部署，2024年多部门联合发起“体重管理年”活动，2025年又对这一活动深化升级，以期从群体与个体双维度，破解超重、肥胖问题的核心影响因素。

与之配套的是，国家卫健委相继发布了《肥胖症诊断与治疗指南（2024版）》和《体重管理指南（2024版）》；《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综合防控技术指南（2024）》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等关键文件相继出台。值得关注的是，《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2025年更新版将强制标示糖和饱和脂肪含量，并要求增加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盐、油、糖摄入警示语，《中国预制菜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也已进入公开征求意见阶段，这是我国首次明确预制菜肴定义的国家标准，有望改善居民膳食环境。

中国的学术界和科研机构正积极贡献高质量的本土化研究证据。过去4年间，关于生活方式干预的高质量研究数量不断增加，研究结果显示低碳水化合物饮食、限时进食和能量限制等生活方式干预均对超重及肥胖人群具有互补价值。不过，这些饮食模式的长期依从性和健康效应仍需进一步研究。此外，针对儿童青少年的创新干预，如结合学校、家庭和个人的多方面生活方式干预，以及虚拟现实（VR）体育疗法等，也显示出积极效果，为规模化推广提供了新思路。

自2001年奥利司他获批上市后，目前已有5种新型减重药物相继在中国获批，为不同特征的减重人群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治疗选择（表1）。

表1. 已在中国获批的减重药物的关键信息

这些新型减重药物的获批，全部基于在中国人群中开展的临床试验数据，都具备明确的减重效果，不同药物的减重效果略有差异。这些详实且客观的研究数据，也为临床医生与患者挑选减重药物，提供了清晰、可参考的循证医学依据（图 2）。

图2.  不同减重在中国成人临床研究中的疗效

当前国际上广泛沿用WHO肥胖诊断标准（BMI≥30 kg/m²），严重低估了中国肥胖问题的真实规模。中国人群在同等BMI水平下，往往具有更高的体脂率和心血管代谢疾病风险。若仅使用WHO标准，约10%的中国成年人（BMI在24~25 kg/m²之间）和半数按中国标准（BMI≥28 kg/m²）诊断为肥胖的患者（BMI在28~30 kg/m²之间）将被“漏诊”。

2025年《柳叶刀》委员会提出采用更精细的诊断框架，如结合BMI与腰围、腰臀比等指标或直接测量脂肪含量，区分“临床前肥胖”和“临床肥胖”，以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高危人群。

尽管国家层面已提出宏观目标，如“持续减缓成人肥胖年增长率”，但这与全球“到2025年遏制肥胖率上升”的目标相比显得较为模糊。更重要的是，缺乏覆盖“筛查-诊断-治疗-控制”全链条的清晰、可量化的级联目标。甚至，约有三分之一的中国肥胖成年人不知道自己的状况。因此，可以借鉴HIV/AIDS等慢病管理的“90-90-90”成功经验，为肥胖防控设立类似目标，将宏大战略转化为可衡量、可执行的行动计划。

随着多种高效减重药物进入市场，一个新风险正在浮现：过度依赖药物治疗，而忽视了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性作用。这可能导致药物的滥用和不当使用。同时，由于缺乏基于中国人群数据的循证临床算法，临床医生和患者在选择最佳治疗方案时面临困惑。更严峻的挑战在于，停药后体重反弹是普遍现象，但目前对于药物的最佳治疗时长、如何制定减量或停药策略，以及后续如何维持体重，都存在“管理真空”。因此，迫切需要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个性化药理治疗路径，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体重管理。

然而，新型见证药物高昂的费用和有限的医保覆盖范围，构成了巨大的可及性障碍。对于大多数患者而言，长期用药的经济负担难以承受。如果不能将这些药物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并通过带量采购等创新定价机制降低价格，那么临床上的重大突破将难以转化为广泛的公共卫生效益。如何平衡创新药物的激励与公共健康的可负担性，是决定新疗法能否惠及广大患者的关键。

面对复杂的挑战，提出了一个具有战略高度的解决方案：构建一个贯穿全生命周期的“以人为本”综合防控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在于实现三大整合：（1）服务整合：将肥胖管理无缝融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分级诊疗体系，实现从社区预防、初级保健到专科治疗的连续统一管理。（2） 生命周期整合：打破儿童与成人肥胖管理的壁垒，采取覆盖从孕期、儿童青少年期到老年期的全生命周期干预策略。文献特别强调，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模式因其环境稳定、易于实施，是当前中国进行儿童肥胖干预的“易行选项”，并可能对家庭和成人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3）健康维度整合：将人类健康与地球健康相结合，从食品系统、城市规划、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等上游因素入手，将“全人全程”的肥胖关怀嵌入“地球健康”框架，塑造支持健康的社会与自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