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重与肥胖是全球非传染性疾病（NCDs）发病及死亡的首要可预防风险因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体重指数（BMI）≥25 kg/m²为超重，≥30 kg/m²为肥胖。GBD成人BMI工作组开展的研究，整合1990~2021年1350个数据源，覆盖204个国家和地区（按GBD地理分类划分为7个超级区域），首次实现全球的精细化分析。研究数据仅纳入全国或省级代表性调查，排除特定亚人群研究；BMI数据需基于实测或自我报告的身高体重计算，排除腰围等替代指标。

为提升数据准确性，团队通过贝叶斯元回归模型（MR-BRT）构建性别与区域特异性校正因子，修正自我报告中身高高估、体重低估的偏倚，使两类数据一致性提升 19.4%；采用时空高斯过程回归模型标准化数据，结合社会人口指数（SDI）预测2022~2050年趋势。预测环节运用广义集成建模（GenEM）整合12种子模型输出，经2012~2021年10年数据Hold-out验证确保稳健性，最终结果以95%不确定性区间（UI）呈现。

2021年，全球21.1亿成年人（≥25岁）受超重或肥胖影响，占成人人数的45.1%（95%UI：44.7%~45.4%），其中男性10.0（95%UI：9.89~1.01）亿，女性11.1（95%UI：1.10~1.12）亿。从绝对数量看，中国（4.02亿）、印度（1.80亿）和美国（1.72亿）位列前三，合计占全球总数的35.7%。

年龄标化患病率呈现出显著的地理集聚性：大洋洲和北非与中东国家成为"重灾区"。男性患病率前五位为瑙鲁（88.2%）、美属萨摩亚（88.0%）、北马里亚纳群岛（87.8%）、库克群岛（87.7%）和科威特（87.4%）；女性前五位为汤加（91.8%）、科威特（90.1%）、库克群岛（89.6%）、瑙鲁（87.3%）和萨摩亚（86.9%）（图1）。这些国家的肥胖患病率已超过60%，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图1. 2021年全球成人超重与肥胖年龄标化患病率地理分布（A：女性，B：男性）

颜色越深，表明患病率越高

如前所述，中国是世界上超重和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约占全球总数的五分之一。中国的年龄标准化肥胖率虽相对较低，但受肥胖问题影响的实际人数却更为庞大——这是由于WHO现行的超重/肥胖标准低估了中国肥胖问题的严峻态势。更值得警惕的是，中国成人超重与肥胖的患病率正呈快速上升趋势：2021年，中国成年女性的超重和肥胖率已达38.7%，男性为38.6%；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分别攀升至60.9%和61.4%，意味着届时将有超过半数的中国成人面临超重或肥胖引发的健康风险。

过去31年间，全球肥胖患病率增幅显著：男性肥胖率从1990年的5.8%升至2021年的14.8%，增幅155.1%（95%UI 149.8%~160.3%）；女性从10.2%升至20.8%，增幅104.9%（100.9%~108.8%）（图2）。按超级区域划分，北非与中东男性肥胖率增长281.1%（从9.5%至36.2%），女性增长115.6%（从23.7%至51.1%），均为全球最高。

图2. 1990~2050年成人肥胖年龄标化患病率趋势（A：女性，B：男性，C：合计）

年龄-性别模式分析揭示复杂流行病学特征。在高收入地区，男性患病率（29.8%）首次超过女性（26.0%），且差距随年龄增长缩小（65岁后趋于一致）；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患病率（21.5%）是男性（10.7%）的1.99倍，50~69岁年龄段差距达2.4倍。这种差异可能与女性社会角色限制（如家务劳动替代体育锻炼）、生殖相关体重滞留及传统审美观念有关。

按历史趋势延续的参考情景预测，2050年全球超重/肥胖成人将达38.0（95%UI：33.9~40.4）亿，占届时成人人口的58.2%；其中肥胖人口19.5（16.4~21.3）亿，肥胖患病率达30.0%。中国超重/肥胖成人将达到6.27亿，仍将位居首位。该地区2021~2050年新增病例中，60%来自人口增长（2050年成人人口预计达15.3亿），40%来自流行率上升，呈现“双重驱动”特征。

超重/肥胖患病率预测显示，2050年将有60个国家女性超重肥胖率超过80%，22个国家超过90%；男性相应为54个和19个国家。而这主要归因于经济转型期膳食结构变化和城市化导致的体力活动下降。

队列分析显示，1960年出生队列在25岁时的肥胖患病率（男性7.1%，女性8.4%）到2015年出生队列已升至男性25.1%、女性28.4%，增幅超过3倍。同时，各队列达到前一队列峰值患病率的年龄提前10~15年。这种“年龄压缩”现象意味着肥胖相关并发症（如2型糖尿病、高血压）的发病年龄将显著提前。

研究揭示当前全球防控策略的系统性失效：尽管WHO《全球NCD行动计划》（2013~2020）设定了遏制肥胖上升的目标，但2021年仅有40%国家出台可执行的政策，低收入国家覆盖率不足10%。高收入地区的经验表明，综合性政策可产生显著效果：英国糖税实施后，含糖饮料购买量下降28.8%；纽约市反式脂肪酸禁令使心血管事件减少14.2%。然而，这些干预在中低收入国家面临实施障碍，如食品工业游说、监管能力薄弱及传统文化阻力。

针对预测中暴露的风险，研究提出三级应对框架：初级预防需聚焦食品系统改革，包括对超加工食品征税（WHO建议税率≥20%）、限制儿童营销、改进城市规划（增加步行道和自行车道）；二级预防应扩大筛查覆盖，在基层卫生机构推广BMI监测与简短干预；三级预防需加强肥胖并发症管理，建立糖尿病-肥胖共病诊疗路径。

GBD首次以国家尺度揭示了肥胖流行的“全球化不均”与“代际传递”特征。若维持现状，2050年全球将面临半数以上成人受超重肥胖影响的局面。这不仅意味着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部分癌症（如乳腺癌、结直肠癌）的负担激增——预计2050年肥胖相关DALYs将达3.5亿（2021年为1.29亿）美元，还将引发严重经济后果：据测算，2035年肥胖导致的全球GDP损失将达4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2.9%。

因此，文章呼吁当前仍是逆转趋势的关键窗口期，通过整合农业政策（减少高糖作物补贴）、贸易政策（限制超加工食品进口）和卫生政策（全民健康覆盖中纳入肥胖管理）。